[51] 这就如同：国家权力将自己包裹进一个他自己分泌出来的由某种理念所引导的组织制度中。

【中文关键词】 《宪法》第62条。可以看出，人民代表机关是组织建置上的线索——这是在整体上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把握，而非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个单一机关作为组织建置的原点。

第二，既然审判权已作完整、完全的授予，则国家权力机关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的方式和效果必须不剥夺、不架空后者的独立审判权，不能损及这一权力的核心部分。本文需要探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属性、范围以及由此具备的宪法地位，以便回答最高是否为法律上之无限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阐明，在不同国家机构之相互关系的意义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否给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与权力，始终扼住了人大制度的理论咽喉，因此必须在宪法学上作持续不断地审视、建构与发展，但毫无疑问，我们想要的必定是，也只能是，一个奉行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全国人大。这里隐含的逻辑是，大会理所当然地是非常设的，其机构性、日常性、行动性的一面，由常委会来承载和体现。我国的宪法体制与权力分工安排不会允许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僭越行使审判职能或干扰到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第一，从国家机构的组织、产生上看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民主集中制一直很稳定地被理解为两个具体方面，其实质也反映在了《宪法》第3条第2、3款当中，即人民代表机关都由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一）从国家权力机关的初始授权逻辑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相对优越性 第一，全国人大不是排他性地接受人民授权的国家机关。[20]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

商业风险一部分产生于自然原因，农牧业产品的价格与自然条件的变化息息相关。一类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属问题产生的纠纷。因此，该僵局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只能期待法院予以打破。[18]人民法院可以在具体的民事案件中对于不公平的状况以判决的形式予以纠正，这一纠正通常是依据民事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做出的，但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民事法律规范事先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为了避免极端不公平情形的出现，法官也可以直接依据公平原则对此进行纠正。

此时，法官可直接依照具体情况，不拘泥于所谓的二次效力学说，直接按照最符合公平原则的方式判令变更或解除合同。鉴于在已颁布的《民法总则》中将不可抗力之范围已明确，在未来的合同法编中可考虑在履行章节的最后一部分纳入情势变更的条款。

我国司法解释仅规定了当出现情势变更的情形，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一方当事人无法履行合同之时，守约方有权根据《合同法》94条的规定解除合同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双方根据《合同法》93条的规定在原合同中事先约定的解除合同之条件予以解除。[31]值得注意的是，若仔细审视该规定第6.2.2条，可发现其对艰难情形的定位与我国之情势变更有较大不同。2016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一项《关于依法妥善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通知》，其中特别提及关于受限贷、限购、禁购等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而无法继续履行的合同应当由人民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准予变更或解除。

[5]但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确有将属于不可抗力原因所致之情势认定为情势变更的先例。[1]林诚二：《民法问题与实例解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在不可抗力的条文中，仅需要对于那些导致履行异常困难但仍可能履行的障碍进行补充定义。[9]在该《通知》中列出了区别商业风险和情势变更的几点参考要素：该情势是否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超一般人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质，并需要结合市场情况具体分析。

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当适用新的二元模式，即将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分别立法。合同法上归责性之问题的核心只在于双方无法履行合同之时，是否一方满足法律明确规定的免责情形。

只要合同具有履行的可能性，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或者履行成本过巨，那么仍然不认为此种情形为无法克服的困难，应当被认定为情势变更。[16]韩世远：《情势变更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而不可抗力作为履行不能的情形通常作为免责条款出现，应安排在违约责任章节之中。其中，因第一类事由而致情势变更案件为37件，占四年来全部情势变更案件的51%，值得注意的是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的争议占到17件。[29]参见韩世远：《情事变更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综合以上，更合适的观察角度是从当事人是否预见以及交易的性质入手，看交易本身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之列。[19]因此，今后人民法院可直接依据《民法总则》6条的规定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调整，并不限于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这样的规定能有效推进协商进程，使得不利益方主动地推进到下一个阶段的争议解决程序之中。

由此来区分两项制度才不失为理想的二元模式。此时，若一方有过错，且该过错是导致利益失衡的主要原因，此时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该情势变更是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但一方当事人损失的扩大却有可能是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因此该情况虽符合情势变更的规定，但是当事人的损失并非完全直接因情势而生，此时的损失与情势之间缺失了因果关系。

[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因此，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并不应当成为情势变更制度的要件之一。

[15]但是我国的情势变更制度设计显然剔除了对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之救济。人力资源成本上涨又与一国的就业政策紧密相连。

在新颁布的《民法总则》之中，将饱受争议的公平责任原则条款删除，而在6条中突出了公平原则的独立地位。就其本质而言，情势变更条款和不可抗力条款并非两种可以按照发生原因完全厘清适用的规则，要将两者的关系理顺必须从其功能定位入手。另外，对于该客观条件产生的时间要求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16]新颁布的《民法总则》亦未将情势变更列为法定的免责事由。

首先要明确对于无法预见的标准。情势变更制度是合同约束力的反向作用力，因此其规范的时间点应当在合同成立之后。

而当情势的变更仅仅只造成合同的部分履行不能时，也仅可部分解除合同。我国法院在裁判中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26条规定的情形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案由相对集中在两类合同之中。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制度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和相对关系有两种立法模式。正是各种关联性的存在使得辨别某一现象产生的成因变得困难。

[24]法国《关于合同法、债法一般规则与证明的改革法令》第1195条第2款。[17]不可抗力事件对于当事人双方来说，不仅仅需要具有不可预见性，同时还具有无法避免或不能克服的性质。例如，法国新债法中将情势变更条款置于第四章合同的效力之中，明确情势变更属于合同强制力的特殊情形，对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两者在制度层面的功能区别明晰，在适用层面上亦当泾渭分明。

笔者认为，不可预见不等同于不可归责。[28]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559页。

【期刊名称】《法学评论》【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 进入专题： 情势变更 不可抗力 可变更合同 。二、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效力层级 有学者认为，情势变更制度适用的法律效果应当分为两个层次。

我国的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之适用混乱，部分由于情势变更规定太过简略，无法对法官及当事人产生有效的指引，后文拟对此问题进行详述。在德国民法实践中有合同履行完毕，但其目的不达（合同落空）的情形。